鹗头在哪？鹗头城又在哪？这恐怕知道的人一定不多。
鹗头只是乐清湾畔一个小小的地名。它有两处，一处前塘，一处后塘。前塘的叫小鹗头，后塘的叫大鹗头。一塘之隔的两个村庄，亲近得如胸腔内的两片肺叶。两处的鹗头山上都有寨。寨是当地人通俗的一种叫法。志书上称为烽堠，也称堡。如果在中原或北方，就叫烽火台。寨内神龛都供有杨府君，前塘的叫杨七府，后塘的叫杨三府，统称杨爷寨。海上平安吉庆，地上五谷丰登，保佑着乡方，这是沿海百姓年年的愿望。寨外也挑有一杆高高的风灯，作旗幡，也作航标，招引着神灵，也指引着海上的航船。
记忆里的大小鹗头始终都有她清远的山海风光。春天豆荚遍野夏天麦浪金黄，芦苇舞动的塘堤俨如绿绸飘带；堤内满垟的紫云英，堤外是褐色的海塗。提着弯兜的小儿，背着竹篓的姑娘，嬉戏着等待潮汐。她们要去拾螺、捉蟹、捏扁蛏......我们拔草、放牛也看着潮涨与潮落。海浪拍打着鹗头的山崖，也拍打着埠头的渔船，发出孤单的轰鸣。大海仿佛是静止的。大乌、小乌、江岩、茅埏，以及时隐时现的扁鳗礁，这些散落的岛屿，在乐清湾上星罗棋布。眺望东南，一抹淡淡的黛青横亘天际，那是玉环县的海山。海边的风、荼花、海浪是动的。有桨划的小木舟，有鼓满着风的篷帆，有海鸟，有云，在迟缓地移动，移动着。这些景象不止一次而是千万次在我的笔下梦呓过、重叠过、出现过。可是唯独没有出现过的，就是鹗头城！
鹗头城不在前塘的小鹗头。鹗头城在后塘的大鹗头。
鹗头不仅有风景，鹗头还有动人的民间传说。
邻村的大崧有个叫方一万的员外，起先是在鹗头埠开一家客栈。有一年海上来了位采宝客，在鹗头盘亘了很久之后，最后空手悻悻而去。临走他透露一个秘密，说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夜，有一对嬉玩的童男童女，会出现在鹗头埠，如遇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叫他马上抱这一对小童回家，并吩咐抱时不能 脱掉鞋子。好奇的方一万真的每年在鹗头守候，等待这一奇观。这一年中秋，方一万早早守候着海边，看潮水慢慢地上涨，月亮慢慢地升起，他一直等到月上中天。半夜子时，波光粼粼间真的跳出两个小胖娃，一男一女，系着红色的肚兜，光着屁股在月光下的海涂上，忘情地泼水嬉玩。这可乐了方一万，他一个战步冲往潮涨的滩涂，张开手臂就抱，慌乱中只抱住了一个，逃跑掉了另一个。到回过神来，怀里抱的却是一只铜盆，而脚上的靴子只有一只，另一只还深陷在泥塗里呢。见是一只破铜盆，方一万就不怎的在意，有天老婆梳妆掉了只钗子到盆里，竟然会满满一盆的钗子。这才知抱回家的原来是一只聚宝盆。从此要金得金，要银得银，成了甲富一方的方一万。
近十年来，也有人想抱回另一只逃走的、还遗落在鹗头埠的聚宝盆，企图一夜间成为新的方一万，曾开山填海大张旗鼓，打造一家炙手可热过的“中欧船业”。对自然山川人为的破坏，需要付出代价的。也许一味追夺着月下嬉玩的小孩，他们忘掉了自己脚上的靴子，而现在的中欧船业，早已旗偃鼓息灰飞烟灭。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除了中欧船业的雀噪一时，鹗头一直是默默无闻的。哪怕有我所鼓吹的风光与传说。你可能会意想不到，小小的鹗头，历史上竟然有一位皇帝，亲自为这里，御书过四个大字：海国长城。
现在的鹗头城，早已荡然无存。那么谁要在这里修城？为什么要修城？在鹗头这地方，究竟发生过什么？将近四百七十年的历史烟尘，开始慢慢地漫过了我的心头。
二
在历史上，侯一元是一位有故事的人物；从地理上看，鹗头城是一处古遗迹，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。我把一位有故事的人物，跟一处有故事的地方捆绑到一块，组成一个醒目的标题，显然并非哗众取宠。我企图让不知这段历史的人耳目一新，让略知这段史实的人又疑惑重重。我借助历史上的侯一元跟地理上的鹗头城，展开我连篇的浮想，这也将成为我尝试的一种写作策略。
若说将古旧的东西翻将出来，就一味称之为文史，我是未必全然苟同的。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，一批从事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，在取材和行文上首先觉醒，都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。像余秋雨、夏坚勇、张中行、陈平原等，带着炽热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，从文化视觉来关照表现对象。这类作品在美学风格上，往往表现出理性的凝重与诗意的激情。既充满思考的智性，又不乏文化关怀和个人感受，将情与理水乳交融达到浑然一体。
近年来乐清文风甚盛，搞文史者如雨后春笋，也如过江之鲫，作家、诗人、书画家、收藏家比比皆是。乡邦文风裴然，固然是好。倘若老炒冷饭一碗，又炒不出清新的色香味来，就像拿一个瘪气的皮球踢来踢去，这就使我也颇有想法，是对文体革新的一种想法，也试图跟本地同仁们携手，共同要去做的一种尝试。
青年评论家柳冬妩兄在为我的散文集《南冈庙记》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说道：“对乡村的回望，成为后现代主义时期重要的精神現象。”而在“对故乡的不断追求，其实是对自已身份的寻找和认定。”于是，我不放弃对家乡的写作，对温州乡贤侯一元与故乡鹗头的写作。
这个春节我从广东归来，是在浙南这湾边过的，哪怕只过短暂的半月。丙申开春，想写写《侯一元与鹗头城》这篇文章，初心动因有二：一亲，二近。
亲者，有血脉相承、家谱红线相系也！侯一元公乃我的十五祖。我第一次見到他，是在一本被隆重翻开的族谱里。身著蟒袍，头戴乌纱，神态肃然地端坐着。族内阿公指着族谱扉页上的图像，无不自豪地告诉着我们说，这是我们的太公爷，做官的！布政使多大的官，我们一片茫然。那时我还是个懵懂的孩童，踮起脚尖扒着族谱争看着先祖们的容图。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他不仅是位大官，还是一位著名的学者、作家与诗人。而对他们的著述却一无所知。《蒲岐镇志》在历史大事中记载：嘉靖十七年（公元1538年），侯一元中进士。那一年，他廿八岁。
明朝缑山下的侯宅村人才辈出，做为乡邦，俱为其荣耀，在府、县、所诸志书中自然都记上一笔。蒲岐与南岳毗邻，到明末清初，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侯宅有几支陆续迁往南岳的前塘、后塘、里岙塘一带。浙南属丘陵地貌，东海沿岸塗滩开阔，傍以山丘居多，潮涨潮落，早晚晨昏自有其旎旎的山海风光。我是在前塘的南山出生的。海拔不过百米的南山冈，跟后塘埠的山丘一样，逶迤入海形成岬角。也因形似水禽之头，称之鹗头。鹗者，水鸟也，一种凶猛的鹰，常巡逡在海边，吃魚的，也就是鱼鹰。这两处的鹗头，我都熟悉，都印有我青少年时代依稀足迹，就如开头我所描述过的。氏族谱牒上的远亲，乡土地理上的近邻，这些感情，都责无旁贷地促使我去写。情之所趋，无远弗届啊。
但是，“工业化时代背景下，故乡的意义变得复杂化，多样化，用文学的方式记载和描绘故乡的精神伦理变迁，融入个体生命独特的生存体验和使命感悟，来反应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一些精神内核，是值得去抒写的。＂【1】
三
大凡山陵突起，都丛生沟壑。而沟壑生溪涧，有溪涧才有河流。农人蓄水灌溉，江河入海，要有水闸。也就是我们东南沿海一带俗称的陡门。陡门外，有浦，浦就弯弯曲曲，逶迤入泽。泽在海潮退尽最低洼的地方，是塗滩跟大海的分界。塗，浦，泽，这些与特有的地貌相关的名词，给我们这些在东海湾边长大的孩子们，都蕴涵有一层亲切而深情的感情。这是从西南的云贵川，从西北的陕甘宁长大的人所无以体会与理解的，正如我们东南沿海长大的孩子，无以理解北方与中原地方的塬、梁、坝等是一样的。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大小鹗头入海水系并不同流。后塘鹗头水系源自大崧山的南阳溪涧，经上岙、下岙，流经上陡门头，通过大鹗头而入海的；而前塘的水系来自于法华寺下的小崧山，经石佛坑被拦蓄于小崧水库，水闸下的溪涧贯通前塘的河流。村以塘名，在浙南沿海比比皆是，如西塘、南塘、东塘下、北塘。如已故作家许宗斌就出生在西联的官塘。塘，海堤是也。从这些带塘字的地名可见，古时的吾邑乐清大片是海。前塘的田畴渐次向海边与后塘延伸，塘堤分割着紫云英或者苜菽遍是的田畴，又分化出新的地名：里塘、外塘、新塘、棉花塘、撇脚塘（其实叫丕吉塘，丕吉人名，年代一久，被谐音讹化了）。比如后塘有横塘、塘头、角塘等。塘是海潮的第一道防线，塘外就是海。山海之间江河之水便由水闸制控。闸外是浦，浦外是泽，通联着波澜壮阔的大海。在闸外也就是陡门的外面，通常都是舟楫错落的船埠。
鹗头这地方水带深，不错的一个良港，历史以来一直是渔埠，也是商埠，通常称它鹗头埠。
前面我说过一个得宝的故事。民间传说这东西，我想有猫都有个影，并非全是空穴来风。鹗头有聚宝盆，多少也影射了当年曾经是个财富聚集的宝地。得了宝，富甲一方了，所以才叫方一万。大概商贸上的往来，有福建的客商邀请方一万做客，他用大红的羊毛地毯，从府上一直铺到码头迎接了方一万。一示隆重，二也在炫耀自家的豪富。方一万不服气。次年，福建客商海路回访方一万，要从鹗头埠上岸，鹗头埠离大崧四五里路程，方员外想不出比大红毛毯更炫富的东西，便叫家佣打开粮仓，用金黄的谷子，从大崧一直铺到鹗头埠。福建客商鹗头上岸一路踏着厚厚的稻谷，被惊得目瞪口呆。他私跟同行者说：这个方员外，三年之内，这家必败！船一离鹗头，他们就再也不跟方一万做生意往来了。果然，不出三年，方员外家的万贯家财，都败光了。这虽是个斗富的传说，也可见鹗头这地方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商埠历史。
鹗头开埠很早，据《大崧方氏宗谱》记载，唐僖宗年间，大崧始祖银青光禄大夫方绮，持节弃仕隐居崧山，就在鹗头上岸的。唐昭宗时，开山鼻祖鸿吕法师在法华山初建法华寺，我认为这对后来水路上埠的鹗头多少也产生过影响。
明代东南沿海倭寇猖獗，经常由此上岸掠抢，隶属磐石卫的蒲岐所就派出官兵，在这地方打了几场仗，牺牲一些将士。之后，还是抵御不了频繁来扰乱掠抢的倭寇，政府就在鹗头这地方，造了一座城，叫鹗渚堡，也就是鹗头城。
这里的漁樵也好，商贸也好，御倭杀敌也好，督军筑城也好，说实在的，跟侯一元似乎风马牛不相及，没有一点儿直接的关联。如今我标之以侯一元与鹗头城，如果他没写过一篇叫《城鹗头碑》的文章，似乎还有点儿牵强。正因为有侯一元，有这篇文章的存在，整个鹗头被我复活了起來，变得生动。也正是侯一元用他的文字，存活下一段湮没四百多年的历史切片。他给鹗头，给我们子孙后代，留下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。让今天的鹗头变得更有历史，更有文化，沉淀下深厚的人文底蕴。鹗头也就不再简单了。
这是一篇碑记，一千来字。说是记鹗头城，看完你也许要大失所望。原因是你在碑记中找不到一点儿这城碟的影子。城墙是土夯的？砖砌的？还是石垒的？始自哪？终自哪？建置在鹗头哪个位置？譬如城有多长？多宽？多高？几个碟垛？几道城门？有无枪眼等等？一概未着一笔。身为文学大家的侯一元，写碑文、序文是他的行家里手，难道真的连这起码的描述都不会？其实不是。在《城鹗头碑》中，他开篇就写“国家威德远驭，四夷为守……”那气势，大家风范。无怪王应辰亦称赞侯一元的作品“其气浑，其旨远，其音希简，不求文而文妙天下”。
开篇十字，要让我脱帽敬仰了。他说我们乐清山海之地，最早都不具备城廓，只有二溪之水（应指金溪与银溪）象狗的牙齿咬来舔去，藩篱防范的东西，都没有。到有了戒备，才在后所设城，戍守驻军。至于城外或河汊边一些低洼之地，在要害地方有兵卒把守，唯独鹗头这地方，地处偏僻而被遗忘戍守。
那么后来，为什么要在此地修造鹗头城呢？
四
谁督筑修造，怎么造的，侯一元惜墨如金，都没说。
造城的过程，他只用了“岁丁未某月城成＂，仅这寥寥数字，把如何修建如何督工设计都一笔抹去。这一年，是嘉靖廿六年（公元1547年）。城虽有所略，但对鹗头的地理状况与军事上的重要性，侯一元却作过详尽的描述，说鹗头这山丘深入于海，这地方岸崖徒峭，浦沟水深流激，不像其它一些港口塗滩低浅船只难以出入。鉴于鹗头埠潮涨潮落，不碍船辆的自如出入，故此，每海有不靖，有贼匪呀，＂鹗头常先受兵”。就是说，每有海贼上岸，鹗头是第一步。海防重地，首当其冲。
嘉靖八年（1529年）二月，倭寇又对浙江温州地区进行骚扰，四月，倭寇两次侵犯乐清的蒲岐，劫掠财物，杀人放火，并掳去许多少壮男女；同月，倭寇又攻打乐清县城的西门，官府忙调磐石卫守军来抵抗。磐石卫守军四百多人以温州知府丁瓒克扣军粮为由，乘机哗变，扣押在营官吏并进袭县城，丁瓒无奈，以官银三千两补给。兵变平息后，官府诛罚带头闹事的人；十一月，倭寇侵犯乐清下湾鹗头，即今天的南岳镇后塘大鹅头，千户魏奎失责，降为远卫军。大崧壮士方辂率乡人拒敌，战死。官府为其致祭，并立“旌善亭”于当地。嘉靖二十四年（1545年），数十艘倭寇战舰泊于晋江（今福建泉州），四处抢掠。这一年，浙江闹饥荒，温州最为严重，粮价涨至斗米值银二百文。这年（嘉靖乙已年1545）的秋天，一伙海贼从后塘的鹗头，偷偷星夜上岸，被我们乐清一位姓欧阳的知县，事先调度了伏兵，打了个大败。
鹗头这场战斗，打得大快人心，姓欧阳的知县早就被人传扬开来，也被有识之士所记录。此后海贼就不再敢来鹗头，蹿到别处，也都因为塗滩低洼，塗泥又如胶一样的粘稠，令贼人进犯步履艰难，要么船破，要么被斩杀，这样的为数不少。贼匪最终不敢斜眼偷看鹗头这地方一眼，即便经过鹗头前的乐清湾海域，都是有所畏惧而徘徊不前，原因都是先前我县县令指挥的那场仗所打出的声势，已夺他的去路。知县考虑到，海贼虽一时被那一仗有所威慑，但还在逃避诛罚，处于苟延残喘状态，千年做贼没法千年防贼，而老百姓又没有栅栏作防御，用一战的余威，县官大人深知没办法做持久的倚仗的。迟早贼匪还是会从海上卷土重来的。确实，次年（1546年）倭寇进犯宁波、台州之后，再次在鹗头上岸，他们烧杀劫掠是无所不为的。
那怎么办呢？在鹗头这地方，要修筑一条城！
作这个决策的人是谁？侯一元说道，是本县的知县。县令姓甚名谁，他说我沒必要去隐瞒它，姓欧阳，名震，字龙冈，巴县人，就是现在的重庆人，嘉靖廿三年进士。1547年，乐清知县欧阳震当年就把这个决策得以实施，在鹗头修筑起一座城堡。康熙二十五年刻印的《温州府志》记载：鹗渚堡，在乐清十五都后塘，明嘉靖间知县欧阳震谕筑，周三百丈，六门。
明嘉靖年间为防倭寇，乐清县修筑了不少的城堡，如窑岙寿宁堡，郭路宁安堡，濩（峃）前福安堡，竹屿永康堡等，后塘鹗渚堡在诸城中长度不算最长的，但城门六门是全县最多的一条城。依我看，修筑这城的工程规模并不宏大，一年修成，应该是比较简易的。尽管城不雄伟，但欧阳震还是得到本邑人侯一元的称赞。侯一元称赞道：“漂亮啊，你为我乐清做了件百世之固的好事！”
这分明在夸这个四川人。接下来与其说侯一元在写鹗头，写鹗头城，写这军事堡垒，不如这么说，他其实不写城，而是在写一个人，尤其是在夸一个人。这人就是我县的乐清知县欧阳震先生。
夸人，夸到歌功颂德的味道，起初读着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起来。这就引起了我的警觉。我第一次在先祖侯一元的笔下，认识乐清知县欧阳震这个人，也是第一次知道，这个知县，跟后塘的鹗头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我甚至吃惊，我印象中的鹗头城，是蒲岐所千户何鹏修造的。因《蒲岐镇志》里轰轰烈烈记到两件事：一，嘉靖二十五年〈1546年〉，嘉靖皇帝御书“海国长城”额赠千户何鹏。二，嘉靖二十六年〈1547年〉，何鹏督筑鹗头城〈后塘山寨〉。
这，岂不有夺人之功之嫌吗？我疑惑了，开始思考起这件事情。
五
今年春节初七，我去蒲岐参加一个例行的聚会，到蔚文门内的“瓯东古第”，看望崔宝珏老师。茶叙之间我与他促膝谈到谁修鹗头城的问题。崔老主编过《蒲岐镇志》，对我族的侯一元与千户何鹏都是熟悉的。他随口就说，何鹏督筑鹗头城。我提出了《温州府志》的说法，也说到侯一元的说法，只说知县欧阳震，没提到千户何鹏。侯一元为鹗头城写过碑记，崔老应该还不知这码事，同时也未读过这篇碑文。崔老一时为难，也不好说什么。一会儿，崔老微笑着向我作这样的解释：“何鹏是千户，属军界；知县是文官，属政界，历来文人跟政界的人交往要多一些，也亲密一些，多说几句朋友的好话，可以理解。”我不是也给崔老写过一篇文章嘛，叫《一位老人，一座城》，是人之常情嘛。听崔老这么一说，好似也合乎情理。但我细细究竟，觉得还是没有根据。我写崔老，崔老一生坎坷清贫，我何以巴结？阿谀奉承，溜须拍马，我自认不是这样的人；欧阳震虽是一县之令，我深信侯一元也不是这样的人。情以所至，发之于心，真也，切也。
侯一元廿八岁任南京刑部主事就是正六品的官，不久迁任广东、河南，任布政司右参议与按察副使，都是副省级的从三品官员。写这碑记的时候侯一元三十七岁，声誉与职位远远高于欧阳震，谀媚拍马何以之有？这点上都说不通的。明代姜准在《岐海琐谈》中谈到一则轶事，说隆庆年间，侯一元乡居纂修《乐清县志》，有一赵姓豪绅想立传留名，侯一元却认为他不够格入史不予立传，对方怀恨于心，寻机侮辱侯一元，两家为此惹了官司并结下了冤仇。这虽然是后来的事了，他作为学者治学是正派严谨的，有原则的，守正不阿也可见一斑。
而何鹏何许人？先祖侯一元虽然惜墨，不许一笔，但我作为后裔还是想将何鹏在此补上两笔。何鹏蒲岐北门人，少袭祖荫，任职于磐石卫蒲岐所。鹗头筑城之前，他曾抗击海寇，不容枉法徇私，也是个守正不阿的人。嘉靖十八年（1539年，己亥）的时候，遭贝锦之讥，也就是被人罗织罪名受到诬陷。到癸卯，1543年，一个叫赵得佑的官员，困守在河北的擦崖子关，何鹏得檄之后慷慨奔赴，在擦崖子关守戍两年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1545年，世宗皇帝落成九庙以示大孝，大赦天下，何鹏得以回到原籍。送别了何鹏，赵得佑写了篇《送东环何鹏公荣还蒲岐序》，相当于给何鹏立传。何鹏在擦崖子关时也备受疑谤，他守己如一，不失其常，赵得佑赞他：“夫量如是，才如是，守如是。”从擦崖子关回到蒲岐所的次年，嘉靖皇帝御书“海国长城”匾额，送给何鹏，此等荣耀的嘉奖，何止今天的特级英雄称号，又次年，也就是1547年了，何鹏督筑鹗头城。
欧阳震，何鹏，究竟是谁修造鹗头城？我想了很久。梅开两度，只能各报一枝。其实都没说错，都是对的。《温州府志》说是欧阳震，《蒲岐所志》说是何鹏，请注意一下府所两处的不同“用语”，知县欧阳震是“谕旨”修筑鹗头城，就是说受到皇帝的指示，肩负的是国家的使命；而千户何鹏是“督筑”鹗头城，是在谕旨的县长大人的领导下担当这项工程的监工。鹗头城的建成，对于当地百姓来说，只认得工地上的监工（指挥官），而不知有知县，造城的当然是千户何鹏。而对于官方政府，这项工程的得失与否它唯知县是问，认的就是欧阳震。至于工地谁去督管是基层的事。指挥、监管、干活，一系列的链条构筑成鹗头城的竣工。我也就释然理解了《城鹗头碑》中侯一元笔分轻重，只提欧阳而不具何鹏的原因所在。
六
自嘉靖二年宁波“争贡”之后【2】，朝廷实行海禁。海禁之后，东南沿海倭患不断，尤以嘉靖朝的浙江、福建、广东几省为甚。《蒲岐所志》附录了一份蒲岐所抗倭战斗中先后牺牲的千户百户名单：明永乐八年，千户崔兴、冯春战死崖头嘴，杨文战死所城外，戚朝康、霍祥祯战死崖头嘴；景泰九年，芮伦战死；正德二年正月，崔瑛战死；嘉靖三十三年，崔海战死小芙蓉港口；三十七年，秦煌，魏履谦、季璋战死黄华海上。千户百户都是军中指挥官，我们从这份战死的名单中，想象得到当时海匪的猖獗与治安的严峻。
去年，老家村委搞文化礼堂，在村史沿革一项中涉及“倭寇”与“海贼”两词的不同争议，曾来电征询于我。我只作了简单的常识性解答与回复。“倭”，指的就是日本人。所谓倭寇，就是日本强盗。在明代尤其在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间，南至广西北部湾，北至渤海湾，三四千公里漫长的海岸线上，处处都在修筑堡垒，处处都在抗倭。比如说戚继光抗倭，郑成功抗倭，大家都耳熟能详。哪里会有这么多的日本人？会有这么多杀之不绝的倭寇？这就冤枉了大多数的日本人。事实上，“倭寇”这种称呼，在嘉靖年间已经产生了不小的争议。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基层将领万表，就对从地方到中央都在“混言倭寇”的做法非常不满，万表说：海贼大头目王直、徐碧溪的亲属子侄，都住在杭州等地，逍遥法外；王直等贼寇四处荼毒生灵，地方官却每每上报说是“倭寇”进犯，真是自欺欺人。这个问题，在明代史料当中，其实是清晰的。官修《明史·日本传》里说：“大抵真倭十之三，从倭者十之七”。《嘉靖实录》里也说，倭人占十分之三，中国人占十分之七。
参与剿倭的将领王忬向皇帝报告：据他调查，“倭寇”头领约有百余人，其中“雄狡著名”者，都是本国之人，如徽州王五峰（王直）、徐碧溪、徐明山，宁波毛海峰、徐元亮，漳州沈南山、李华山，泉州洪朝坚等等。【3】
明代史料既然清晰记录了“倭患”真相，明朝官方为什么仍长期沿用“倭寇”这个说法呢？这与海禁政策有很大关系。一方面，官方不愿承认动乱的源头是海禁；另一方面，把动乱归因为“倭寇”，又适足以强化海禁的合理性。
我们乐清湾沿岸的所谓倭寇，大部分也都是我们本地的海匪为主导的。例如台州方国珍残部流入海洋，勾结小撮日本商人，亦匪亦商，既勾结官府，也招纳亡命之陡，登陆抢劫。如永乐年间的王五峰、毛海峰、汪直等海上大盗。因此这些打着倭字旗号的贼船招摇过市，大肆抢掠，造成遍海为患。
侯一元身为朝廷官员，我想他是深知“倭”字的复杂性。您不妨关注侯一元在鹗头城碑文中对敌寇的措辞。通篇一千多字的碑文里，只用“贼”字，不见一个“倭”字。在倭寇这词漫天飞舞大行其道的嘉靖年间，侯一元能做到这一点，是难能可贵的，他以学者求真、求实，对史实负责的严谨态度，一丝不苟体现到字里行间，这是我所顶礼崇敬的地方。
在赞扬欧阳震筑城造福乡里的话之后，侯一元说鹗头未城之前，在贼匪猖狂之时，政府也讨论过海防的对策，讨论最多的无非这三件事：一是敛民入保。就是把本县的百姓都集聚一起，编上花名册，你是某保某甲人，把人丁一一登记在案。少让一些打柴的、捕渔的乡民，上山下海被一些贼匪引诱，蛊惑为寇。保是旧时户口编制，若干甲为一保。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村建制。这样以便政府的管制，有犯罪不轨，官府可有个循查之处，这自然是首要的办法。其二就是召募。靠政府的力量太单薄了，警力还是远远不够。怎办？那就提倡民间组织力量輔助抗倭（请允许我沿袭这种习惯的称呼），同时鼓励民间，颁布谁擒犯贼寇，政府就以重金给予赎赏。重赏之下有勇夫，乡间则自有人奋勇而战。其三是戍守要害。谴军前哨，敌寇自然有所畏惧不敢大摇大摆地深入扰乱。这三条措施，侯一元认为都是对的，可行的。而吾县欧阳县长对此三项都做了务实的施行。
看来欧阳震在乐清的政绩干得不错，让侯大人感到满意，并得到欣赏。
接着，侯一元总结了欧阳震作为我们乐清的父母官，例举了他三大的功劳。第一件功事他认为莫过于：为民请賑；第二件功事是：自将拒险，次之；第三件才是筑鹗头城，再次之。从三功的排序可见，侯一元认为筑鹗头城，在欧阳震任内，并不算头等大事。这三件功德，且听细细道来。
七
只要你翻开东南沿海任何一本地方志书，嘉靖乙巳那年（1546年），明王朝在南中国的版图上，是个多事之秋。沿海江、浙、闽、粤数省，都接连遭受到倭寇大规模的侵犯。更要命的是，老百姓除却人祸，还有天灾。
这一年，“岁大饥，斗米钱二百。”似乎所有的志书，都载下荒年里的这一情节。我县乐清境内民众群聚，都去抢夺粮食。政府的法令就象沉睡不醒的木头，根本不起作用，也无法制止。而主管部门去请求赈济，也根本得不到解决。邻境郡县的粮食交易全部停止，根本籴不到米粟。一县之令，怎么办呢？难道眼睁睁看着百姓到处逃亡，甚至饿死吗？平民百姓的日子愈来愈难过，而贼匪一天比一天增加，并有迅速蔓延之势。县城里这种恶劣的混乱状况，贼匪是完全了解的。
知县欧阳震未待下落车马，就洞悉到局势危急，亟待挽救，当时心情非常着急。他便挺身为民，向上级的监司陈情力争，终于得到了几千石的粮石。一石十斗，相当于几千担的米粟啊，然后以升斗称量救济灾民，老百姓才活了下来，饥荒造成的动乱局势也得到了缓解与平息。也有富户人家，来购买粮食，多多少少也斟情而定，劝说他们多分一些给穷苦的人家。知县还让体弱有病的男子，稍微带着些武器，开始从中挑选，教他们操练武艺充实从军。可见军中的用兵之道，还在于依靠民众。假使知县大人畏惧上司，奉职自全，肯定争取不到这些救济的粮食。不得粮食，百里之内到处饥荒，人人生命难保，还有谁来抵制前来抢掠的强盗呢？因此说，赈粮是知县大人的上功。
侯一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官员。任内尤其注重对民情的体察。在南京刑部、广东布政司、河南都察司他都工作过，近十年的磨练，他对政治、军事、司法、赋税等不仅熟悉，而且很有心得。军事上，俗语说养兵千日用于一时，他体会到，如兵久不用，会滋长纨袴习气。一旦贼匪来犯，假如遇到紧要关头想急忙抽调，实在不容乐观。只知加垒土石，固已城池，而往往忘记了去鼓舞百姓，一起援助抗敌之心。而这没有被我县欧阳县令所忽视，他亲自执槌击鼓，鼓舞市民要拿起器械跟来犯的贼寇战斗。屈原在《国殇》里，为追悼那些为国捐躯的壮士，放声歌唱，侯一元就引用里面的词语，来形容欧阳知县对民众对士气的鼓舞。只要军民一致，还有什么抵挡不了的呢？
欧阳县令不仅只做闹市击槌鼓舞，还身先士卒，亲自率领人们划船海上，跟贼匪的船艦近在咫尺军声相闻，就是身遭矢石，也无所畏惧，自然会不战自胜。人们说他有安平攻狄之志，有条侯周亚夫之胆识，然后香饵抚慰，招安一些可用之士。县令的以身做则，因此大大地鼓舞了士气，振奋了人心。
虽然得到一时的胜利，欧阳知县还是不放心，依靠这样打来打去，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。那么怎样做才能营城安居呢？自古以来，内修政教，才是抵御外敌的可贵之处，也是王道之所为。只要遵循内修政教抵御外敌之原则，全国军民奋起，全力保家卫国，边疆的寇匪自然会疲惫凋敗。世上的仁人志士，会以此为乐，都在作不懈的努力与追求。
以历次得胜的威名，鹗头一带几年内可以平安无事，侯一元认为，欧阳知县凭此来年为自己去报奏政绩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。可是欧阳知县砥砺士卒，还要修筑起鹗头城，是想凭借这鹗头城，要保一方百姓千百世计的平安。侯一元感叹这种长思远虑，离仁人志士之心，所追求的已经很接近了啊！
治理百姓犹如调理自己的身体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侯一元拿病弱的身体做譬方，也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只要政府轻徭省赋，让中等的百姓生活过得富裕，让贫下的百姓自保自足不感到饥寒交迫，社会不治自安。人民富裕起来，事情也就好办了，国家才有充沛的元气，悬赏历法，三军为一，锄奸则若草。社会有裂缝有漏洞的地方，该修补的修补，要对症下药，就像人体经脉要疏通滞淤让六气畅通，邪气远离。服药之后，也会出现眩晕之类的不良反应，但病疾除去，元气恢复，身体也就痊愈了。如果不认清药物，错服了药，开始让你高兴，而后来要痛哭不止，使病情愈发严重，侯一元喟叹道，这种教训是非常沉痛的！
乐清知县欧阳震最后跟侯一元说道：“让记这么多，是想让后来的人常能念起，别毁坏掉这鹗头城啊！＂
八
欧阳震跟侯一元应该有过一次屈膝的长谈。
他俩相见的时间，应该在侯一元丁忧期间。侯一元父亲侯廷训，生于1484年，正德十六年（公元1521年）进士，曾任南京礼部主事，享年六十二岁。我按此推算，正是嘉靖廿六年（1547年），也就是造成鹗头城这一年，侯一元的父亲去世了，侯一元奔丧守孝回到温州家乡。在腊月十二月二十二这一天，侯一元写就《城鹗头碑》。
汉代文学家杨子云写过一篇歌颂汉代营平侯赵充国的辞赋，叫《赵充国颂》。赵充国却说：“兵事当为后法，乃不嫌自伐其功。＂后半句意思说，我不能自我夸耀自己的功绩！侯一元在这篇碑文的最后，他说自己想起了营平侯赵充国说过的这句话。他明智并且坦诚地告诉我们说，他只所以不绝如缕地讲述本县的欧阳知县，是想把这些事迹，做为一把镜子，让后来之人，不忘前人守疆护土的不易，保家卫国的艰难，并非以为他在夸耀本县的知县啊！这是他们增修此碑的真正缘由。
清人汪土铎《挽林文忠》有诗：海上归来宦橐空，负戈万里复从戎。玉关田赋三司外，金齿功名百战中。这首诗让我想起奔丧回乡的侯一元，也想起写《城鹗头碑》时的侯一元。我要把这首诗敬献给自己的先祖。同时，也敬献给像何鹏、欧阳震等所有为我们沿海作过贡献的人们。我在《城鹗头碑》里，见到了先祖侯一元造福桑梓的良苦用心，和拳拳赤子之情怀。
四百多年的风雨沧桑，鹗头城早已废圮贻尽。
正月初九，我匆匆要离开前塘老家。我准备着手写写先祖侯一元，也写写家乡鹗头城。在奔赴绅坊动车站的路上，再次特意兜折到后塘鹗头，考察并再一次感受鹗头海边的涨潮，感受一次晴朗天气乐清湾上迎面吹来的寒风。这是我童年吹过的风啊，家乡鹗头的风！涨过的海潮，是我童年的海潮！鹗头城虽没有了，铭刻《城鹗头碑》的石碑也不复存在了，然而侯一元撰写的碑文犹在。鹗头山上，芦草荼花间，有小丘残垒，还依稀可辨那斑斑苔石。伫立鹗头寨前，远眺大水汤汤的乐清湾，我不觉黯然神伤。潮水涨了，我怎么也找不到海里那块形如鸡冠，引颈入水的“鹗头”了呢。这是块褚褐色的礁矶，一直来潮落跟山丘连在一起，潮涨没入海水，礁石高高孤傲在海面，成为鹗头不二的标志，可如今不见了，说是刚刚前年被人用炸药炸掉的。潮水漫过礁石的遗址，也漫过我的心头，涌上的也只有是毛泽东主席的诗词了：“东陵碣石有遗篇，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”
是的，换了人间！数年前一次外乡归来，车经后塘，目光抚摸着窗外久违的家乡景物，一下懵了，恍惚了，怀疑自己错走了地方。我发现自己海边的家乡，有两座熟悉的山丘不见了，一座小鹗头山，一座杨爷山，连同山顶的杨爷寨，不翼而飞都不见了。它们像两只我从小饲养大的水鸟，从此一去无踪无影永不复返。
前塘，后塘，都是鹗头的故乡，也是我的故乡。塘，守卫着泛滥的潮水；修城，是为着抵御猖獗的贼寇。侯一元的碑记，俨然于一道守卫的塘堤，俨然于一座戍守的城堡。一个意思，就是不忘守卫。知县欧阳震嘱咐过我们，先贤侯一元也这样叮嘱过我们。
守疆卫土！连自己家乡两座山丘被人移走，化为子虚乌有都不知道，我们做子孙后代的，还能为家乡守卫什么呢？我感到了惭愧，感到痛惜。中国城镇化进程与沿海大规模的建设开发中，乐清湾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里，这种在文化与山川地理上的守卫变得虚设，变成一种空缺。我如借侯一元先生的话说，阙如也！嘉靖皇帝御笔的“海国长城”，也就变得跟宣纸一样的苍白脆弱。看看当下的开发，要么满目疮痍，要么面目全非。唏嘘之余，我唯一能守卫的，只有让昔日的山川风物，在我的字里行间永远停留。
2016年3月22日东莞知秋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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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【1】柳冬妩《在城市深处仰望故乡》。
【2】明嘉靖二年(1523)，日本西海道大内氏使者宗设谦道与南海道细川氏使者瑞佐、宋素卿两贸易使团，驾勘合贸易船来宁波，因争先来后到，互责真伪，发生争执，宗设谦道杀瑞佐，使团乘机焚掠，执指挥袁进，杀备倭都指挥刘锦，史称'争贡事件'。
